人家都是村里的杂姓,人手既少,也没有大家族的拖累,可以做到说走就走。
接下来就是交接了。几户人家为了抱团,先是统一将地块选到了奉贤附近,然后又连夜跑去视察了那边的土地。
视察的结果有好有坏。奉贤那边的土地都是杭州站在八月潮灾之后借机收购的,虽说面积大,但是都过了咸水,所以土地状况很差,基本上都算是劣田。
然而考虑到倍的兑换面积和真正连成片的土地带来的巨大好处,最终还是让这几户小资产阶级拿出了自家的地契:新田用心操弄几年的话,就会变成中田甚至是上田。但是连片的土地,以他们这几户人家的底蕴来说,过了这个村的话,下辈子也没本事凑出来。
几天后,在当地有名的土地牙人,县衙代表余书办,以及征地办的某位掌柜见证下,双方签字画押,交换了地契。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所谓的“买马骨”,征地办这边还额外掏了银子,请余书办将交易的地契加盖了官印——白契变红契。
古代的田地交易有“红白契”这一说。白契是没有经过官府认证,也就是没有交过税的地契。而红契则是正规官契。
通常来说,白契的日常效力和红契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了土地纠纷需要双方打官司的话,白契就会给人留下钻空子的机会:毕竟逃税,又没有经过官府认证,遇到对手和衙门有勾结的就能在这方面做文章。
几户小资产阶级千恩万谢地带着红契和家人去新家园生活了。而他们留下的一处桑园,以及零零碎碎的三百多亩土地,又被征地办收入了囊中。
鲁迅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眼睁睁看着几户人家占了大便宜而且没有被骗后,村民们再也把持不住了:左家村几乎所有的自耕农和富农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征地办的小院里一时间人满为患,直到深夜都不消停。
而到了这个时候,一直稳坐钓鱼台,冷冷关注事态发展的左家宗主左鸿堂终于坐不住了:当天发现族中居然有混账东西想要去换地的时候,终于出手了。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有名姓的村镇一样,左家村里自然是左姓人占了大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左氏宗族,不但房头众多,还拥有着周边几千亩的土地,是附近最大的土豪。
原本对于左家人来说,征地办的动作也就是那么回事,大家都是当热闹看的:扎根于此地的左家自然不可能卖田土,也不可能被所谓的倍兑换方式诱惑。
道理很简单:那些躲避不了官府课税的小户去哪里都一样,但左家这种大族,不但在本地有N多的隐田隐户,而且他们世代经营的关系都在本县。
一旦去了外县,隐田怎么办?离开了本县盘根错节的那点关系,被外地的官衙见到这种举族迁徙的,那纯粹是羊入虎口,哪怕光是足额交税,就已经能让他们脱几层皮了。
所以说,在征地这件事上,富农小地主动得,左家这种大族却是万万动不得的。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些东西就没那么好说了:左鸿堂前脚刚刚处理了族中的败类,后脚余书办就上门求见征地办来到左家村后,这是余书办第一次登左家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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