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朱元璋时期严刑峻法的路子，只是耍了点儿手段而已。”张学良其实也时时思索这个问题，贪腐问题非常重要，很难想象一个贪腐成风的东北能够赢得对日战争，但是怎样防治贪腐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工程。成立只属于自己的廉政公署也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遏制大的贪污腐败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但是也只是在郡府部局这一级以及奉天、哈尔滨这些大城市有了改善，至于绝大部分县城，仍然还是老样子，所以廉政公署现在提报告想要在各郡建立分署。回过神来，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周西成的办法，东北也不大好用，“你继续说，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他着力防患兵灾，他在军中推行了一条鞭法：如果发现士兵和百姓有争端，无论起因如何，一律判当兵的不对，执法队马上提起鞭子当街抽打士兵。”在军阀时代，最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还不是衙门贪腐，而是兵灾：游兵散勇，兵痞们散步在城市里强买强卖、强取豪夺、而且动辄打人伤人，稍遇反抗就开枪击毙，而军队长官出于维护军心士气的考虑也大都采取姑息放纵的方法加以包庇，进而使这些行为愈演愈烈。虽然在王庚、温应星等留美军官的不断努力下，东北军大力加强宪兵力量的建设，再加上宣讲总局的不断教育，东北军的扰民行为有了很大遏制，东北军的军纪有了非常大的好转，但是离张学良预想中的军民鱼水情还有很大差距。“这样子不行，军队不是都是兵痞，老百姓也不都是老实人，不能一有争端就判当兵的不对，这是典型的矫枉过正。”

　　“然后就是兴办教育、创办贵州大学；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发展电邮行业造福百姓这些事业了。”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王树翰身上还是有很多传统文人的习气，最主要的就是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至少也要消弭兵祸，虽然这一年来东北在张学良的带领下各项事业发展都一日千里，发展工商业、减免税收、廉政公署，这些深具圣君气象的德政让王树翰等文人欢欣鼓舞，但是张学良同时大力发展海陆空三军，全力扩充兵工厂又让他们担心战火再起，所以经常想办法旁敲侧击劝阻暗示张学良更多的发展经济民生，止戈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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